就算在国企耗到死，我也不出去打工 | 人间 · 寻业中国

“那是些什么工作？摆摊？卖袜子？倒腾蔬菜？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，我还连续三年是厂里的‘优秀职工’，很快要提干的，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？丢人！”

配图 |《暴雪将至》剧照

征    稿

「人间·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」

工作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，在生活中都是被摆在首要位置的。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9.2小时，保持着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长工作时间的记录，几乎是德国人工作时长的2倍。

在大多数时间，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。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、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，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、甚至消极逃避，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。

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，不曾停歇，也不能停歇。这是我们每个个体延续一生的功课，也是家庭、民族、乃至一个国家赖以运行和前进的本源。

随着时代大潮的滚滚向前，面对工作，我们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面貌和价值选择，既有对立，亦有统一。工作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不同代际、不同地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教育程度、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。

将这些故事聚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，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。

2001年，《纽约客》的作者何伟（Peter Hessler）租了一辆北京切诺基，沿着长城一路向西，历时7年写下了著名的《寻路中国》，为我们展现出了在时代变迁之下、纤毫毕现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。

今天，人间编辑部将开启又一大型征文：「人间·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」。

这一次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拿起笔，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。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，我们自己如今所困惑的、怅惘的、坚持的，让我们一起记录下来。

记录下自己，就是记录下今天。

征文长期有效，投稿发邮件至 [e-mail]，并在标题标注「寻业中国」。期待你的来稿。

寻业中国·Work in China丨连载01

春节前，老家某著名公园办活动，面向全市征集公园的老照片。我想起家中是有几张公园旧照，便想拉着母亲一起找一找，让他们也去参加活动。

“这不是咱和小赵叔叔一家吗？”我翻出一张照片，问母亲。

“是啊，那时多好，唉……”母亲也接过照片看了一眼，叹了口气。

照片上高大帅气的小赵叔叔，刚刚去世一年。

去年年初，母亲回厂里领退休员工的春节福利，说看到了厂里公告栏上的讣告，上面写着：

“我厂职工赵XX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18年2月X日在省肿瘤医院去世。遵家属意愿，丧事从简，定于2月X日在XX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有意参加者请联系厂工会……”

我们是在前一年的10月得知小赵叔叔肝癌确诊的消息的，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，他便去了，人才52岁。

原本我们打算坐厂里的班车一起去殡仪馆送小赵叔叔最后一程，但临行前夜，工会的人给母亲打来电话，说报名前去的人太少，厂里不派车了，让我们自行前往。

母亲向父亲抱怨了几句厂里人情淡薄，不该这样对待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职工。父亲也叹着气。

小赵叔叔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一个很小的告别厅里，稀稀疏疏几个花圈靠在墙边。

我看到几个母亲以前的同事，都是从前一起住在家属院里的，母亲指着其中一个给我说，那人已经当上了厂里的领导。几个人站在告别大厅外的台阶上抽烟，看到我们过来，有人向母亲打招呼，寒暄两句“孩子这么大了啊”、“退休之后还好吧？”之类的套话。

母亲埋怨了那位领导几句，说小赵叔叔毕竟是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人没了，偌大个厂子就来这几个人，把告别仪式搞得如此寒酸。

领导无奈地笑笑，说这有啥办法，大过年的都不愿来这种地方，他自己家亲戚都没来几个。况且厂里的年轻人和他也没啥交情，上了年纪的和他关系又不好，就现在这几位，还是被硬拉来帮忙的。

我环顾周围，相比于另外几个告别厅前的熙熙攘攘，这偏厅显得尤其冷清。玻璃棺旁边有一个女孩儿，胳膊上带着黑纱，应是小赵叔叔的闺女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戴孝的人。

“唉，其实现在想想，他这辈子也真是可怜……”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出来通知说告别仪式时间差不多了，领导踩灭了烟头，发出一句感叹。

我很小便认识小赵叔叔。

1982年，16岁的他就进了厂，先干搬运，后来在车间当学徒工，成了我母亲的同事，也是我母亲在车间带的“徒弟”之一。他小我母亲4岁，一直喊母亲“李姐”。

那时厂里住房很紧张，我们家一直排不上单元房，只能在厂宿舍的“单身楼”里周转，小赵叔叔结婚前也一直住在那里，我家跟他做了好几年的邻居，我父亲常把他叫来一起吃饭喝酒。因为处得关系好，平素遇事便少不了相互帮忙。

小赵叔叔的老家在远郊乡下，有很多亲戚。他家里很穷，母亲去世得早，父亲常年养病在家。可在他们家亲戚看来，他作为家里唯一一个“迈出农门”进城挣工资的人，相比于在老家靠天吃饭的人，已经是非常发达了。因此，他不仅要负担父亲治病的全部费用，还得应付有事没事就来省城的老家亲戚。

小赵叔叔的亲戚，经常一来就是一大家子，有时还会长住，餐具、椅子不够用了，就来我家借。我依稀记得，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侄子，曾来省城治病，一家三口在他的小屋里实在住不开，便让侄子借住在我家，和我在一张小床足足挤了半个月的光景。

这些亲戚吃了住了，有时还要“借”点东西回去。小赵叔叔好面子，觉得自己是“工人”，拿“非农户口”，是同辈人中最有出息的，也不好意思拒绝。可那时，他自己也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在厂里也没几个熟人，只能跟我母亲开口。我母亲时常劝他：你本就工资不高，哪里经得起老家人隔三差五来“打秋风”？他却不以为意。

而我父母麻烦小赵叔叔，主要是因为我。

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家里老人去世又早，父母收入有限，也请不起保姆，每到幼儿园放假时，我便成了“留守儿童”。

母亲担心我一人在家中惹祸，只好上班时把我也带去厂里，可又不放心让我独自在堆满各种钢铁物件的车间里待着，每隔一会儿就要过来看看我。车间领导为了此事，几次点名批评母亲工作时开小差。

后来一次开会时，领导又因我在车间乱跑，当众训斥母亲，还说要扣发母亲当月奖金。母亲很生气，但又说不出什么，没想到小赵叔叔却站出来顶撞了领导：你儿子放假也被带到办公室里，还把钢笔水泼到新制的图纸上造成工期延误，是不是该一起扣工资？

领导无言以对，最终也没好意思扣发我母亲的奖金。但事后领导私下找母亲说，把我放在车间，违反制度是小事，关键是安全没法保证——车间里都是铁家伙，万一不小心伤到了孩子，责任算谁的？

可我母亲真是没办法。领导只好叹了口气，说：那你只能自己小心了，出了事情厂里可负不了这个责。

后来，还是小赵叔叔主动找到我母亲，说把我交给他带着。母亲说：这可不行，你也得上班，哪里忙得过来？况且被领导知道了，会扣你工资的。小赵叔叔却说不要紧，反正自己一直干学徒工，也没多少事情要做，况且学徒工干多干少都是那点工资，“怕领导个球！”

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小赵叔叔的小跟班。开始是在厂里跟着他，后来幼儿园开学了，他也会去接送我，有时我父母下班晚，他还会带我去不远处的公园玩。

时间久了，厂里的同事都跟我母亲开玩笑说：你必须负责给小赵介绍对象，不然他整天带着你儿子出去，人家女同志都以为那是他儿子，不敢和他处了，这样下去，不得打一辈子光棍？母亲笑着说没问题，还让小赵叔叔多留心，说只要相中了谁，她就负责去说媒。

我5岁那年，母亲践行了她说媒的承诺。女方是刚分进车间不久的女工小刘，听说还是个大专生。

那时小赵叔叔也结束了3年的“学徒”生涯，正式被分配到“下料”工段工作。论长相，正当年的他一表人才，身材魁梧，经常戴着墨镜，骑着一辆嘉陵摩托，像极了电视里的明星。

我母亲为了保险起见，把小赵叔叔的家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小刘阿姨，小刘阿姨说不要紧，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孩子，只要他人好、肯上进，她都可以接受。

很快两人就举办了婚礼，厂里去了一大群人，酒席上，小赵叔叔带着小刘阿姨向我母亲敬酒，换了个大玻璃杯，一饮而尽，说，我有两个哥哥，就是没有姐姐，李姐就是我亲姐姐，以后你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

我母亲也很高兴，让小赵叔叔结婚之后赶紧要孩子，“小子（指我）明年就上学了，不需要那么操心了”，到时可以帮他带孩子，“小赵你自个儿也好好工作，争取当上领导，我这当姐的也沾沾光”。

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满面红光，一个劲儿点头，说姐你放心，绝对不让你失望！

那时我家已经从单身楼搬走，小赵叔叔结婚后也从厂里分得了套一室一厅。但我们两家的走动并未因此减少。婚后一年，小赵叔叔就有了个女儿，节假日时，我们两家还会常常聚在一起。小赵叔叔经常给我买礼物，有些玩具父母不给我买，我就偷偷告诉小赵叔叔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准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送给我。

我找出的那张与小赵叔叔一家的合影，是1995年大年初五两家人一起去公园游玩时的留念。照片上，小刘阿姨抱着两岁的女儿，依偎在小赵叔叔怀中，小赵叔叔帅气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。

“你看那时多好，那年春节前，你爸和你赵叔还一起去家电城搬了两台21英寸彩电回来，咱两家成了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看上大彩电的人家，你赵叔还和你爸商量，过一年再一起去买两台电冰箱……”母亲一边回忆一边说道。

可惜，买冰箱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。

1995年初，国家取消了对母亲他们工厂的扶持政策，本就效益一般的厂子一夜之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。还未到年底，已经有“破产改制”的风声在厂里流传。

1996年春节，厂里已经发不出奖金，购置电冰箱的计划被迫推迟。小赵叔叔再来我家时，大人们聊天的内容也从“买冰箱”、“换洗衣机”变成了“裁员”、“减福利”、“降工资”，四处都充斥着压抑和不安的气氛。

“那时候谁也想象不到，两千多人大厂，三十多年历史，没了国家政策，一年之内说垮就垮了。”母亲说。

1996年7月，母亲收到了厂里的“息岗通知”，虽然领导开“散伙会”时信誓旦旦地说，“企业只是‘改制’，短则数月，长则不过两年，肯定会成功的。大家要沉住气，到时不但能回来上班，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还会提高！”但台下工人们的脸上却依旧布满了疑惑、忧虑甚至怒火。

小赵叔叔早我母亲3个月接到“息岗通知”，“光荣”成为第一批为企业“轻装前进”做出“巨大贡献”的“先进个人”。记得那天在酒桌上，他当着两家人的面，将临走前厂里发给他的“先进”奖状撕得粉碎，然后痛骂厂领导“不是东西”：“我‘下力’时，他坐在办公室里，口口声声夸我干得好，骗我使劲干，现在遇到改制，他依旧在办公室里，以前的好话绝口不提，大笔一挥就让我‘息岗’，凭什么？王八蛋！”

我父亲问他今后的打算，他气呼呼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，有啥打算？咱是正儿八经国企职工，不是“大集体”，也不是“临时工”，只要不坐牢，谁也不能把咱开除，“领导不是说了，改制完了还要叫咱回去上班吗？我就等着，权当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休息了”。

我父亲劝他还是做好两手准备，”改制时间短还好，万一真拖个两三年，怎么办？又万一，改制虽然成功了，新领导不让你回去，你又能咋办？”

想不到这句话激怒了小赵叔叔，他“啪”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把烟灰缸都震到了地上摔碎了——

“他敢！到时看我不干死他全家！”

1997年初，久等“回厂上班”的消息不至，我母亲和几个同样“息岗”的老同事开始琢磨着找点事情做。

“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下岗补贴，你爸单位那边情况也不乐观，你又要上学，处处需要钱，不想点办法不行啊……”后来，母亲回忆道。

于是，我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市场批发一些袜子、毛巾、内衣，趁晚上拖到宿舍区外面的夜市上卖。夜市原址曾是周围几个国营工厂共同兴建的“职工俱乐部”，以前有舞厅、卡拉OK和小电影院，后来企业纷纷倒闭、破产、改制，俱乐部无以为继，职工们更没钱去消遣，逐渐变成了小摊贩的聚集地。

夜市上，我母亲常遇见同样“息岗”在家、出来摆摊的老同事们。有些人就算不认识，稍一搭话，回答无外乎是“肉联厂的”、“酒精总厂的”、“造纸公司的”，再一深聊，大家说的也都差不多：“唉，没办法呢，单位不行了，咱还得过日子，混口饭呗……”

小赵叔叔会开车，息岗之后小刘阿姨就劝他出去跑出租，他不愿去；我母亲也劝小赵叔叔和她一起干，小赵叔叔只说需要进货了就叫他，随叫随到，但就不愿一起卖货。我母亲的老同事揽到给饭店送菜的活，通过母亲联系小赵叔叔，说想一起搞，算他一份钱，但小赵叔叔仍旧对此嗤之以鼻。

一开始，我母亲以为小赵叔叔另有打算，便也没再多问。可一次和我父亲酒过三巡后，小赵叔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——他之所以不参与，是因为我母亲他们在外找的这些活计，在他眼里统统被都是“闲篇子”。

“那是些什么工作？摆摊？卖袜子？倒腾蔬菜？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，我还连续3年是厂里的‘优秀职工’，很快要提干的，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？丢人！”他伸出3根手指头，先冲我父亲挥舞几下，又冲坐在一旁看电视的我比划。

“闲篇子？人家闲篇子能挣钱养家，你倒不是闲篇子，拿钱回来啊！”小刘阿姨气得摔门而去。

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的婚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。1998年，我读小学四年级时，他们突然离了婚。我父母怎么都不肯跟我细讲他们离婚的原因，我也就再没见过小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。

那段时间小赵叔叔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喝酒，我在他醉酒后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听出，小刘阿姨从厂子的车间去了厂办子弟学校当了老师后，就看不上他了，“傍”上了学校的领导，把他甩了。

小赵叔叔时常在醉酒后趴在我家餐桌上痛哭。一边哭一边对我父母抱怨说：“当初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的家世，要跟我过一辈子，结果到底还是嫌我穷，为了能‘上位’，去给校领导当小三，把我甩了不说，还把我女儿也带走了……”

有时他还会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，瞪着通红的眼睛，拍着桌子冲我喊：“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一句话：女人就是狗，谁有本事谁牵走！”

我父亲就急忙把我推走，然后吼小赵叔叔，让他别在孩子跟前胡说八道。我虽听得云里雾里，但因为从小就跟小赵叔叔亲近，那时只觉得小刘阿姨真不是个好女人。

等我上了六年级，想不到竟然又见到了小刘阿姨——那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，英语老师正是她。

小刘阿姨当然还记得我，对我也十分照顾，但我却对她满怀着恨意。为了报复她，我总是在英语课上故意扰乱课堂秩序，给她找麻烦。终于有一次，我因为带头起哄，被她叫起来批评，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了她一句“二奶”。她被气哭了，我很快被学校请了家长。

那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。然后她打电话给小赵叔叔，在电话里把他也狠狠骂了一顿。

从那之后，小赵叔叔很久都没再来过我家，我母亲也没有主动叫他来。有时我父亲一个人无聊，想叫小赵叔叔过来喝一杯，母亲就会无缘由地吼父亲说：吃饱了撑的，没朋友吗？偏要叫他来？

很久之后，母亲才告诉我她那么生气的原因。

那天在学校，说完我的事情，小刘阿姨专门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，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与小赵叔叔离婚的原因告诉了母亲。

早在结婚前，小刘阿姨就是车间唯一的大专生，她不甘心一辈子混在车间，婚后第二年便报了电大，一边上班一边考专升本，连怀孕期间都没停下学习。拿到了本科学历后，因为厂里的子弟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，她学的又是英语专业，便调来当了老师。

厂子破产改制，子弟学校也被移交给了地方教育局，小刘阿姨转为了事业编制，工资一涨再涨。而小赵叔叔却迟迟没有等来厂里“回去上班”的通知，每月100多元的“息岗补助”让他在家里实在抬不起头来。他其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，因为这事，更是成天借酒消愁。

后来，小赵叔叔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小刘阿姨受学校领导“照顾”的传闻，更是怒上心头，酗酒成瘾，每天不到中午便呼朋唤友，从午饭喝到傍晚，然后换一家再喝。晚上喝醉回家就找茬跟小刘阿姨吵架，只说让她别在学校干了。中间有几次两人还动了手，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小刘阿姨这才生出了离婚的念头。

小刘阿姨对我母亲说，她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“傍上了校领导”，之所以离婚，就是因为小赵叔叔的不争气让她实在气不过：“息岗两三年了，别人都在想办法赚钱，摆夜市、跑出租，有的干脆趁年轻辞职南下或北上打工。而他成天就知道喝酒骂领导，或是拿着老婆孩子出气。”

离婚时，两人都不过三十出头，学校也有不少人给小刘阿姨做媒，她都没答应。她说只要小赵叔叔改了酗酒的毛病，出去找份能养家的工作，她就带着女儿回去跟小赵叔叔复婚。

那天我母亲从学校离开便去找了小赵叔叔，给他转达小刘阿姨的想法。本以为小赵叔叔听了会幡然醒悟，没想到他竟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冲我母亲骂道：“那个贱女人被领导玩够了，甩了，这才回来找我，我是好马，绝不吃回头草！”

当时屋子里还有几个小赵叔叔的酒友，一群人借着酒劲起哄，问我母亲到底收了小刘阿姨多少好处。我母亲一怒之下摔门走了。

小刘阿姨等了小赵叔叔4年，直到我初二那年，她才彻底心灰意冷，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，从此与我家断了联系。

多年之后，母亲跟我回忆起小赵叔叔的往事时，时而埋怨小赵叔叔“不思进取”和“大男子主义”，说他抱着“国营大厂职工”的名头死要面子，时而又感叹：如果小赵叔叔早生三十年，没遇到国企改革那该多好。

“你赵叔叔是个很好的人，做人实在，干活肯‘下力’，但是有一点不好，懒！”这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。小时候我不明白，一次课上老师让用“但是”造句，我就把这句话学给老师听。老师说我的逻辑不对，既然“干活肯下力”，怎么还会“懒”呢？我回家问母亲，母亲说，你赵叔叔的“懒”不是不肯下力气的“懒”，而是不肯动脑子的“懒”。

小赵叔叔初中只读了一年便没再念了，他说自己是榆木脑袋，一看书就心烦。刚上班时，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身蛮力做活，领导觉得他又实在又肯吃苦，有心提携他，先是连续3年给他评了“优秀职工”、年年发奖状，后来又把他从搬运队调到了车间，想让他学点技术，留待以后慢慢培养。

但小赵叔叔就是不愿学技术，说自己学不会。厂里办的培训班他总逃课，有一次厂里送青年职工去青岛学习，为期5天，他只待了半天便不见了人影，领导骂他，他就说，别人学会了就行，学会了指挥他干，他绝对干得好。

我母亲给小赵叔叔当师父时，曾教他开“行车”（装在厂房或厂区上空，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。又称天车、航车），小赵叔叔倒是不怕车厢里冬冷夏热，就怕我母亲给他讲解操作规程：“就那几个‘把子’，知道前后左右上下不就行了，管那么多干啥？”

结果等他第一次自己上手操作，行车直接就撞到了车间墙上，撞坏了限速器，被厂里罚了2000块钱，勒令转岗。

“别人干学徒工，大多一年就能出徒，你赵叔却足足干了三年，为啥？他到死都看不懂图纸，别人不指挥他，他就干不了活。他说自己学历低学不会，可是和他一起干‘下料’的小吴，小学毕业就进了厂，人家就是自己学，看书、找技术员问，当年就出了徒，活干得不比老职工差，人家能学他怎么就不能学？”

长此以往，小赵叔叔的一身蛮力，不仅无法抵消技术上的无知，反而常给自己惹麻烦。

“有一年车间赶一批急件，按件数给奖金，你赵叔主动请缨，自己一人干了一宿，搞出来200多个。领导起初很高兴，想奖励他，结果技术员一看就急了，原来他根本没看懂图纸，200多个件全干错了……”后来，小赵叔叔不但没拿到奖励，还被领导罚了款，他为此跟车间闹了半个月，到头来还是只能乖乖认罚。

每次我母亲劝他学点技术，他就反过来呛我母亲：“咱这可是铁饭碗，到点儿他们就得给咱发工资，我技术不好又不是不干活，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了不成？”

“国营大厂以前确实是个‘铁饭碗’，只要你不被判刑，可以在厂里混一辈子。这个干不了可以干那个，都干不了还可以去后勤蹲着，工资照拿。你赵叔当年认死了这一点，结果最后还真就死在了这上面……”

正如我母亲说的，当国企改革大潮到来、厂子要“轻装前进，渡过难关”时，小赵叔叔顺理成章成了第一批“息岗”的人。即便他心里依旧“以厂为家”，但厂子早已容不下他了。

老厂子1998年完成了破产改制后，包括我母亲在内，以前“息岗”的工人大多又陆续被召回到了厂里工作，小赵叔叔虽然迟迟没有接到厂里召回的通知，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“厂里的人”，坚定不移。

“当年你赵叔叔虽然‘息岗’在家，但我们还是能时不时在厂里见到他。”母亲说，小赵叔叔去厂里就两件事，一是去找领导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，二是去厂门口的公告栏，看厂里近期有什么集体活动。

开始时，领导还是笑眯眯地应付他，说改制还未结束，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个通知他。后来他去的次数多了，领导逐渐不耐烦，有时避而不见，有时两三句话打发了他

按惯例，每年年底厂里要开职工大会，即便在改制的日子里，厂里也会把所剩无几的“留岗”职工召集起来开会。那时候，小赵叔叔会不请自来，坐在开会的大礼堂里，还专挑靠前的位置坐。每次总公司来的领导让职工发言时，他都会站起来，说自己代表为企业“轻装前行”而“息岗在家”的职工们提个问题：厂子何时能够完成改制，让大家回来上班？

最初不明所以的大领导以为小赵叔叔真的是“息岗职工代表”，便一本正经地跟他讲解“当前改制的进度”、“改制中遇到的困难”或者“企业针对息岗职工的政策”，但后来知道他所“代表”的完全是他个人，便很生气，直接把他赶出了会场。

小赵叔叔气得站在大礼堂门口骂娘，说自己虽然息岗在家，但没被厂子开除，还是厂里的职工，凭什么不能参加职工大会？是不是厂里准备悄无声息地“把息岗在家的职工当大鼻涕甩了？”

他的话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引发了连锁反应，一些和他同样息岗的职工也去厂里跟他一起“讨说法”，以至于厂里不得不专门把“职工大会”改为“在岗职工大会”。

“他这样做，也相当于给帮助同样息岗的职工向厂里施压，应该会有人买他的好，不至于去世的时候那么冷清啊？”我问母亲。

母亲说，当时确实有人觉得小赵叔叔“仗义执言”，和他走的挺近，但后来因为一件事，却让厂里的人多少埋怨上了他。

1999年，小赵叔叔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打了一架，派出所出警后把他抓了，在做笔录材料时，民警问他平时做什么，他酒还没醒，迷迷糊糊地说“在家闲着”，民警就在“职业”一栏里写了“无业”。

不想最后当事人签字捺印环节中，醒酒后的小赵叔叔看到了“无业”二字，非常不满，说自己是XX厂的职工，不是无业，还要民警带他回家拿以前厂里发给他的工作证。“职业”不是什么重要信息，民警懒得跟他跑，便给他改成了“XX厂XX车间职工”。

对于民警来说，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信息。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，这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。因为兼并了厂子的上级总公司对下级分厂有一个考核指标，叫做“治安稳定奖”。按照总公司的管理章程，下属分厂如果全年内无任何职工因违法犯罪被警方处理，年底便能获得一笔奖金，分发到个人，领导干部可以拿到几千元，一般职工每人也有几百元。

而小赵叔叔，是那年整个厂子里唯一因违法被警方处理的人。年底，当全厂干部职工都在眼巴巴盼着这笔奖金的时候，总公司突然下达通知：“据举报，XX厂职工赵XX在99年X月X日违法被警方拘留，经总公司核实，取消该分厂治安稳定奖的评选资格。”

母亲说，后来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，厂领导去总公司说明情况，但总公司领导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厂领导哑口无言：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，没有解除劳动合同，他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担责。

这明显是总公司不想给分厂发放奖金的托词，但小赵叔叔却记住了总公司领导的前一句话——“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”。他很高兴，逢人便说还是总公司的领导觉悟高，还记得他。

但全厂职工却记住了后一句话。

“现在看几百块钱不多，但那时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，很多人已经计划好年前用这笔钱干点什么，结果因为你赵叔叔，计划全落空了……”母亲说。

当时厂里骂声一片，有人甚至说要“收拾”小赵叔叔，从那以后，便没有人愿意和小赵叔叔走近了。

也是在1999年，我父亲也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，下海创业。那年是小赵叔叔息岗在家的第三年，他每月仍旧拿着微薄的补贴，偶尔打些零工，日子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。

我父亲身边缺少人手，便问小赵叔叔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干，小赵叔叔同意了。

父亲是搞技术出身，创业做的也还是技术类工作。我母亲有些担心，怕小赵叔叔干不了，父亲却说没关系：“我可以带着他，慢慢学”。

但我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。2000年刚过，他就和小赵叔叔大吵了一架，吵到两人差点动手干仗，最后小赵叔叔拂袖而去，说再也不跟我父亲打交道。

提起那次吵架，父亲只是对我叹气，说自己真的想帮一下小赵叔叔，但最后却帮出了仇人：“教什么都不愿意学！一个很简单的活，我给他演示了八遍，每一遍他都看两眼就说会了，然后给我搞得一塌糊涂……”

小赵叔叔依旧喜欢喝酒，却不再找我父亲喝。在酒桌上，他经常向酒友抱怨，说自己当年好歹是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，一天工作8小时，一周工作5天，工资到点就发，“现在可好，变成给私人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了”，经常加班加点不说，还要时不时看老板脸色，“想起来窝囊得很”。

这话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，令他很生气。我父亲觉得自己开给小赵叔叔的工资已经很“够分量”，远超过小赵叔叔为自己创造的价值，于是就找小赵叔叔谈了次话。不想小赵叔叔火气更大，借着酒劲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，新账旧账全翻了出来。

“一天工程上出了事，我带他去抢修，提前一晚通知的他，他第二天中午才来，酒都没醒。到了施工现场，我和带去的工人都在干活，就他在一旁抽烟看戏，回来之后我说了他几句，没想到他脾气比我都大！”

小赵叔叔则说，那天是周末，本该休息，天又下大雪，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工作日解决？

“按他那说法，他是大厂职工，周末不出工，下雪要休息——我还是立过功的军转干部呢！身份不如他？有单位的时候啥都好说，现在自己出来谋生计，谁管你以前是干啥的？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谈什么福利待遇！”

吵完这一架，小赵叔叔就撂挑子不干了。

当晚，我父亲在家跟母亲感叹说：“都是国企出来的，其实我心里很理解他，年轻时靠力气吃饭，不求上进也无所谓，厂子不垮咱就有饭吃。结果年纪大了，力气也用的差不多了，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，厂子却突然垮了。回头看看，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。但习惯已经养成了，再让你重新开始，难啊……”

时间再往后，当年“息岗”后离开厂子的职工，有人创业当了老板，有人炒股发了财，还有人跑货运开了物流公司。我父亲下海后赚到的钱虽不算多，但维持家庭开销后也能少有结余。

可是在小赵叔叔眼里，我们全是“薅社会主义羊毛”的坏人。

直到2003年，息岗5年后的小赵叔叔才得到了“回厂上班”的通知。听我母亲说，那还是街道办与原单位反复交涉后的结果——因为小赵叔叔被查出了肝病，需要医保，可只有上班才有收入和医保，否则他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
只是，小赵叔叔人虽然回去了，但厂里却没有让他再回车间，而是让他在保卫处挂了一个名，平时就在家属区当保安巡逻。

和我父亲闹僵后，小赵叔叔跟我也没那么亲近了。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厂子家属院，大家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，偶尔回去办事见到他，他也不再喊我“小么子”，而是叫我“小资本家”了。他老得很快，年轻时精壮挺拔的小伙已成了一个接近300斤的谢顶胖子，骑在一台小电动车上，几乎把车身压垮。

他会留我在他的门卫室里吃饭，还依旧喜欢喝酒，两杯酒下肚，拍着胸膛向我炫耀说，现在全家属区一共有12名保安，只有他是保卫处的“正式编制”，其他都是厂里雇来的临时工。

可我却慢慢不愿再和他聊天了，因为无论聊什么，最终都会绕回到同一个话题——国营大厂当年为什么会垮？“就是因为像你父亲这样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太多，才搞垮的”。

小赵叔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：以前什么人才当“个体户”？都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、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走投无路了才去当，结果现在反而这帮人赚钱了、出息了，没人肯在厂里下力了，最后厂子垮了，他们这些为厂子奉献了青春的人都被扔到了街上，让人笑话。

有几次我忍不住和他争了几句，他争不过，便气呼呼地说：要再来次运动，“你们这些人都是‘小狗崽子’，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教的！”

我把这些话讲给母亲，母亲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以后也别和他争这个。我问母亲：“小赵叔叔以前一直在车间，怎么就去当保安了？”

母亲苦笑说：“如今，你赵叔除了保安还能干啥？改制后厂里上了自动化生产线，全是电子设备，电脑上操作，连行车都用遥控器了。回厂之后他不是没去找过领导，领导也让他学了3个月，可就是不去。”

“大家都是培训考证，没有资格证就不能操作。现在下料用的都是机械臂，他力气再大能有机械臂大？”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，现在厂里都是绩效考核制，哪个部门都不想养闲人，他能去当保安不错了，过几年，厂里的后勤一旦交给地方物业公司，他恐怕连保安都没得当了。

大学毕业前，我又见了一次小赵叔叔。他问我想好去哪儿工作没有，我说还没，他说：“厂里有政策，正式职工的子女如果有本科学历，可以优先进厂工作，你妈也快退休了，赶紧去厂里找领导活动活动。”

他把“正式”二字说得很重，还劝我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学历，“现在想进厂工作，要么当兵，退役后父母一方单位无条件接收；要么接班，享受大国企在职工子女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”——至于学历，“能有啥用？硕士博士也不一定能进的来！”

我说想趁年轻出去看看，读书也好、工作也罢，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。他就说我“没出息”、“不识时务”，“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”。

后来听说我当了警察，他的态度又变了，说我真听他的话，捧上了“金饭碗”，这辈子不用愁了。再后来当他听我母亲说我回高校继续深造了时，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，说，这孩子废了，“脑袋被门夹了”。

再然后，我就收到了他患病的消息。

其实这些年，我家和小赵叔叔已经渐行渐远。

2013年年末的一个深夜，我正在派出所值班，突然接到家里电话，赶忙接起来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，你赵叔叔被辖区派出所抓了，因为殴打他人和故意损毁财物。

那天晚上，小赵叔叔在保安室里喝了酒，要去单位领导家里“讨说法”，两个同事阻拦他，他不但打伤了两位同事，还将保安室砸了个稀巴烂。派出所民警从警综平台上查到了小刘阿姨的电话，打通电话，小刘阿姨却不管，只把我家座机号码给了警察，让警察找我们。

电话是我父亲接的，他几番犹豫，最后还是和母亲连夜去了派出所。他们在派出所并没见到小赵叔叔，向民警询问情况，民警说小赵叔叔砸玻璃的时候自己也被割伤了，现在正在医院急救，两个被他打伤的保安同事倒无大碍，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休息了。

我父母刚松了口气，民警又说，小赵叔叔砸坏的保安室监控设备很贵，他可能要被刑拘。母亲听罢，急忙给我打电话，想问一下这种事情派出所会怎么处理。我想了想说，单位追究的话他肯定要去坐牢，不追究的话赔点钱做个检讨也就算了。“你都退休了，就别管这事儿了，联系一下保卫处的领导，交给他们去办吧”。

我实在不想父母再为这个人操心了。

那晚，小赵叔叔之所以要去找单位领导“讨说法”，是因为当天上午他得到消息，因为小区居民和保安同事多次举报他工作期间在保安室里酗酒，他这一年4000块钱的年终奖金可能不保。

他当天下午便去找了保卫处领导，要求领导“给他一个说法”，领导拿出条例说，“上班期间违反规定喝酒”按照规矩就是要处罚。小赵叔叔又跟领导拿“我是全民所有制职工”说事，领导说，扣发奖金已经是看在企业老职工的面子上了，换上其他人，直接就要被开除的。

小赵叔叔越想越气，当天晚上又在保安室里喝醉了酒，借着酒劲搞出了之后的事端。

我父亲又去了趟医院帮小赵叔叔垫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，小赵叔叔说发了工资马上就还。父亲表面上劝他不用着急，先把伤养好，心里却在想：这事儿厂里真追究起来，谁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领到下个月的工资了。

小赵叔叔没有去坐牢，只是被保卫处除了名。母亲说，那3000块钱医药费他后来还了，还钱那天他又来我家里想找我父亲喝酒，我父亲没跟他喝。

当然，即使没喝酒，小赵叔叔还是在我家抱怨了一通，他说现在改制改得厂里的人就认钱，动不动就“罚款”、“扣奖金”，他在厂里这么多年，年轻时任劳任怨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养养老怎么了？工资低不说，还没人给他面子，不就是喝点酒嘛，领导给他“上纲上线”……

我父母实在没有耐心听他抱怨，便找了个托词，把他打发走了。

后来我问父母，那晚即便前妻小刘阿姨不管，可小赵叔叔有那么多亲戚，也没道理找你们啊。父亲说，其实那晚派出所联系了很多人，但一听是他喝酒闹事，都说不管，其中包括小赵叔叔老家的亲戚，后来说赔钱的时候，更是没人出面了。

我父母也是事后才知道，其实他家里的那些亲戚和他早就不再走动了，那个小时候曾在我家借住过半月的侄子，就在家属院的邻街和小赵叔叔的大哥开着一家火锅店，但他们也躲着小赵叔叔好多年了。有时在街上遇到，最多也就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。

“当年厂子效益好的时候，小赵老家的亲戚隔三差五就要上他这儿来，有时在单身楼上找不到他，还找到车间去，你看现在……”母亲有些唏嘘。

新年过后，小赵叔叔的骨灰被他的女儿送回了老家，那张贴在厂门口公告栏上的讣告，很快就被别的通知覆盖了。

编辑 | 沈燕妮

深 蓝

基层民警，文学门外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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